权力与秩序：如何从战争角度梳理一部社会理论史

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很少或者几乎不会联想到社会学。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近代新兴的学科“名声”不够响以外，还因为在人们的常识思维中，战争更多的是历史学、军事学甚至是哲学思考的主题。

社会学这门以“社会”与“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学科，无论如何也很难与战争这个宏大问题扯上关系。但是《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以下简称《战争与社会思想》）一书的作者约阿斯和克内布尔却给我们不同寻常的回答。这本书告诉我们，战争与社会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近三百年的社会学理论传统中，战争一直是一个不曾断绝且饱受争议的思考话题。我们甚至可以沿着战争这个关键词，来梳理一遍社会理论的历史。

在两位作者那里，社会理论是一种整全性的思考。

它以社会行为、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的思考旨趣，其采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跨学科的。因此，当我们进入社会理论的领域中时，相应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知识不可或缺。在思考战争问题时，也应当如此。

正式进入到理论梳理之前，两位作者还强调，他们只想做一项“以理论为取向的问题史”研究，并不想提出什么新颖的战争社会学理论。但是要明确抵抗社会学流行的两套话语，一种将战争简单看做是集体暴力，从而在分析时将其与个体暴力等同；另一个就是要克服社会科学与自由主义世界观之间的联系。

本书将战争与社会思想的联系直接追溯到霍布斯，或许是全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受到列奥·施特劳斯与帕森斯的影响。因为在两者看来，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社会理论领域，霍布斯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与契约国家学说，不仅终极了古典政治哲学，更是奠定了重新思考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新起点。

在霍布斯的世界里，起初人们生活在黑暗与恐惧弥漫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野狼式的战争是最醒目的标识。战争最原初的定义就是个体权力（在霍布斯那里，权力与暴力是等同的）之间的生死对抗。但是人性除了受激情和利益的控制、一心只要荣誉和权力以外，还懂得运用理性计算来谋求自我保存。因此社会和国家在混乱战争之后被人们人为地建构起来了。

霍布斯在化解社会内部的自然状态是用力颇多，但是当把他的学说放在更为宏大的国际环境上时，却凸显出一个巨大的缺陷。以霍布斯的逻辑推论下去，国与国之间，也就是利维坦与利维坦之间，必然会陷入新的自然状态之中。针对这一问题，霍布斯没有留下满意的答案。

表面上通过理想建构达到和平状态的社会秩序以及国际秩序中，潜伏着一触即发的战争问题。可以说，霍布斯在思考人性、社会秩序和战争问题时，抱有一种具有强权政治色彩的现实主义态度。他所描绘的人性自然状态与可能的国际自然状态，成为了漂浮在社会理论上空的幽灵。可以说后世许多思考战争问题的社会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都必须直面霍布斯问题。

我们看到，如果从战争切入来思考社会理论问题，霍布斯的学说给出一个十分清晰的思考框架。熟悉霍布斯著作的人都知道，霍布斯的学说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一个是人性哲学根基，一个是社会与国家建构学说，另一个是宗教、法律与历史问题。从基本的人性入手，来思考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而追问这样一个秩序如何稳定和发展，是霍布斯非常明显的推理思路。这样一种从权力到秩序的论证方式，成为了我们切入后世思想家学说内核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本书的两位作者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霍布斯的推论逻辑。

对于权力问题和秩序问题的不同观点，将是我们区分并梳理各个理论家的钥匙所在。

在霍布斯之后的孟德斯鸠，对于权力和秩序的看法就不同于霍布斯。由于认为权力是可以相互制衡的，秩序与地理、民情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孟德斯鸠对于战争的看法就接近一种制度主义的立场，没有走到霍布斯那么极端。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们那里，对于道德和公共善的推崇，更加淡化了权力的冲突性，因此战争问题便淹没在一片商业与正义的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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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思想似乎隐秘的吸收的许多霍布斯的资源，所以卢梭对于人性问题与政治社会秩序问题的看法更加的复杂。这种复杂在法国大革命中凸显出来。

逼迫具有普遍理性追求的康德认真在历史和哲学高度思考永久和平问题。在两个作者看来，康德在思考战争问题时，更多的是一名政治社会学家。甚至可以说康德是第一位直面并试图击败霍布斯的社会理论家。

康德对于人性寄予厚望，希望通过理性和道德规范来建构国际联盟，从而永久走出战争状态和野蛮状态。无论康德是有心还是无意，自他以后，对于战争的看法便形成了一股理想主义的思潮。

这股思潮在19世纪泛滥成为自由主义世界观。两位作者将19世纪看做是自由主义的世纪。在这期间，不管是作为社会思想家的密尔、边沁，还是社会学的前期代表人物孔德和斯宾塞，都对个体权力和社会秩序抱有进步乐观的态度，将战争问题淡化了。只有托克维尔及马克思主义者，才通过帝国主义问题嗅到战争和危机。

一战之前的民族主义泛滥和一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问题，再次将战争问题引入社会理论家的视角里。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便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可能的帝国主义者。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对于民族国家和权力斗争问题特别重视，这种愤恨和紧张的崛起意识在韦伯一代的社会学那里可以被充分地感受到。

由于尼采和战争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家对于冲突、权力和国际秩序的对张研究更为突出。但也不乏像涂尔干这种冷静而克制的思考国家问题的学者，然而涂尔干对于权力和秩序的看法包含着太多道德的因素，没有将战争纳入理论思考中。

两次大战以后，社会理论打上了鲜明的美国标签。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学派将关注点转移到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发展上，并且试图灌输一种美国普遍主义的秩序想象。因此权力冲突和战争问题几乎消失不见。霍布斯的陆地怪兽利维坦，似乎无法跨过大西洋到达新大陆兴风作浪。倒是一直像梦靥一样存活在施米特的理论幻梦中。受韦伯影响的施米特和雷蒙·阿隆一定程度上在国际政治上复活了霍布斯的强权政治话语和现实主义态度。这迫使一向风平浪静的英美理论界开始把目光转移到权力和军事问题上，由此形成了历史社会学派。

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是把权力和秩序问题放在长时段的社会变迁中来考察，在复杂和多样的对比研究中找寻利维坦或民族国家权力机器的生成足迹。

但是这一转向却使得社会学在应对当下的国际问题和战争问题陷入失语状态。21世纪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如政治地方化、局部战争以及恐怖袭击等问题，似乎又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说。

整体上看来，《战争与社会思想》一书通过结合多学科的视角，以近乎思想史的写作手法，给我们梳理了战争主题下的社会理论发展史。

作者最后要提醒我们，战争与现代性之间存在有莫大的关系，这一点尤其可以在对民族国家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看的更加清楚。但是因为现代性已经是一个广受争议的词汇了，因此再简单的说明战争与现代性之间存在联系，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只有将对于战争的分析，与具体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和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才能看到人类战争中更加复杂多样的运作机制。社会学要做一门为时代诊断的学科，就不能自己先把眼睛弄迷糊了。

社会学要做的首先是找出社会事实，找出现实的发生机制，找出战争背后的权力（无论是政治的、经济还是历史文化）网络，再去追问秩序与规范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又会重新回到如同19世纪一样的幼稚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时期，以为等待我们的是无限美好的和平与进步，但是真实的残酷、战乱与毁灭却紧随其后。

本书的缺陷在于，两位作者似乎至始至终都很少提及文化和宗教因素在战争问题上的影响。

这一点难免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无论是霍布斯、卢梭还是康德，在构建他们的理论学说时都不得不加入宗教的维度。在我们熟知的托克维尔、韦伯和涂尔干那里，宗教因素都是社会秩序得以可能的必要因素，整个制度的发展与变动都无法将宗教因素排斥在外。历史上因宗教文化而爆发的战争不胜枚举。书中曾经多次出现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但是显然并没有充分的回应他的观点。

另一个缺陷是苏格兰启蒙学派所倡导的共和主义传统完全在后面的理论梳理中销声匿迹，这其实也很令人疑惑。正如书中所说，古典社会理论时期的观点争论，几乎奠定了后世的所有主张基本框架。后世学说翻新多样，但某种程度上不过某一古典学说的更新而已。然而我们却看到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们面临了“断子绝孙”的命运。在两位作者近三百的西方社会理论史梳理中，我们没能看到苏格兰学派的继承者，书中也没有给出解释。众所周知，这一学派主张一种不惧怕战争的新罗马精神，但又提倡通过对公民的道德和荣耀培育来克服战争倾向的主张，将正义与善的问题置于权力和竞争之上。这种学说在众多西方理论中相当独特，但对于我们又似曾相识。

两位作者曾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及到，中国的思想资源也应该纳入到对于战争的思考图景中。在这个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文明里，面对战争问题通常希望抱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苏格兰学派的主张除了让人感到亲近以外，或许也可以充当进入中西对话的一个窗口。

战争与社会思想【德】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内布尔著 霍布斯以降 张志超译 李钧鹏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第一版

原标题：权力与秩序：如何从战争角度梳理一部社会理论史——评《战争与社会思想：霍布斯以降》一书

本文作者：杨勇，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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